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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版本和目录

2022-09-29

【导读】本课介绍古代文献知识和古书的句读知识。共分四节,第一节介绍古籍的版本知识,主要介绍古籍版本的功用、类型、历代刊本的特点等方面的知识;第二节介绍古籍目录学知识,主要介绍古代图书的分类及其历史演变情况;第三节介绍古书的校勘学知识,主要介绍校勘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以及校勘的必要性;第四节介绍古书的句读知识以及在古书句读过程中需要注意问题和应该掌握的技巧。

为了教学的方便,将词缀也放在助词里一併讨论。古代汉语的助词有以下四类:(1)韵律助词;(2)结构助词;(3)构词词缀;(4)构形词缀。

我国重要的古籍很多都有若干不同的本子。如《史记》一书,现存最早的本子就是南宋的黄善夫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是影印的黄本;此外还有明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所刻《二十一史》本,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刻《二十四史》本,光绪年间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五个书局合刻的《二十四史》本等,其中最通行的是武英殿本,有各种翻刻或影印的本子;清同治年间,张文虎根据汲古阁本的《集解》、单刻本《索隐》、明王延喆刻本《正义》,并罗列了他所见到的旧古刻本、时本和别人的校本14种,校成130卷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由当时的金陵书局刻版印行,简称金陵局本,这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史记》就是以这个本子作底本分段标点的。

阅读古书,研究古籍,必须对古籍版本进行科学的选择和鉴定,从而分辨其真伪及优劣。这是研究古籍、进行校勘的前提。所谓版本,是指一部书在编辑、传写、刊刻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的本子。“版本”一词原来是指雕版刊印的书籍,是相对抄本(即写本)而言,即用手写的书称“写本”,版刻印成的书称为“版本”。后来随著书籍的不断发展丰富,不仅有写本、版本,而且版刻的书籍又有各种不同的印本,因此“版本”一词所包涵的内容日益广泛,成为泛指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一切书籍,包括各类抄本、印本、拓本等。为了探究各种不同类型的版本,于是便由研究版本而形成为“版本学”。所谓版本学,是指研究各种版本的用纸、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式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印记,以辨明版本真伪、优劣的学问。瞭解有关版本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审定古籍版本的优劣,避免误读古书;判定古籍的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现和确定古籍善本,充实和丰富民族文化遗产;为目录、辨伪、辑佚和校勘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

在各种版本之中,或因字体的大小不同,或因印刷技术的精粗不同,或因制版的时期不同,或因印刷的地方不同,或因装订的形式不同,或因图书内容的增减、残缺或经过删定、校勘等等的不同,而区别出来各种各样的版本名称,分别介绍如下:

3.精刻本(精刊本) 指雕版字体工整而且经过精审校勘的书。如书稿由名家手写上版,则称为“写刻本(写刊本)”。

9.活字本(聚珍本) 用单字排版印刷的本子。乾隆皇帝认为“活字”之称不雅,改称为“聚珍本”。

10.百衲本 指将多种不同版本的书版拼凑印成一部完整的书,或指以各种善本配合汇印而成的书。“衲”为补缀之义。僧衣又称“百衲衣”,极言补缀之多。

11.邋遢本 邋遢不整洁的本子。南宋绍兴年间四川所刻的七史,到了元代,大部分版片模糊漫漶,印成之书墨迹旁溢,斑污满纸,著录家称之为“邋遢本”。

12.书帕本 明代官吏刻印的一种本子。当时习俗,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故名。其书刻工拙劣,校勘粗疏,甚或抽减原书内容,故不为人所重。

可分为三类: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大都雕镂精审,私刻本一般校勘详确,坊刻本由于书商为谋取利润而雕印,因此质量通常比较低下。

(1)监本 各朝国子监所刻的书,称为“国子监”本,简称“监本”。这个名称始于五代后唐冯道请由国子监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明代则在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内刻印经史,因此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2)经场本 指由经场所刻印的书。明朝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分为十几个“监”,其中有个“司礼监”,其下属一个“经场”,专做内廷刻书印书的工作。经场的负责人是宫中的太监,由于学识不高,校勘往往不精,讹误较多,因此不被后世藏书家所重视。

(3)殿本 即武英殿本,因刻书机构设在武英殿,故名。纸墨精良,刻印俱佳。所刻除经史外,多为官书巨帙。武英殿,清宫殿名,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5)局本 指清代官书局所刻印的书。同治年间,在江宁创立金陵官书局,同时,江西、浙江、福建、两广、两湖等省亦相继创立。

3.坊刻本 指由书坊刻印的书。因出自书贾之手,多校勘粗疏,不为人所重。亦称“坊刊本”,省称“坊本”、“坊刻”。“坊”指市上的书坊而言,包括五代时的“书肆”,北宋时的“书林”、“书堂”,南宋时临安的“书棚”、“书铺”等。

(1)书棚本 指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书坊所刻印的书。当时陈起、陈思父子开设书籍于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南,故称。也泛指书坊本。

1.蜀本(眉山本) 指在四川刻印的书。因其字体稍大,又称“蜀大字本”。四川眉山刻印的书又称“眉山本”。

2.闽本(建本、麻沙本)闽是福建的简称。建指福建的建宁府(今建瓯市)和建阳县(今建阳市)而言。这两个地方所刻的书,统称“建本”,又称“闽本”。麻沙是指建阳的麻沙镇,镇附近多产榕树,木质松软,便于雕版,故称。

3.浙本(婺州本) 指浙江地区刻印的书。杭州为刻书中心,经国子监校勘之书多于此雕印。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是宋版中最好的本子。在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地区所刻的书称“婺州本”,字体瘦劲,别具风格。

1.大字本 指宋、元刻本中字体较大的本子,每行至多不过十七八字,其版框纸幅也都高大。和“小字本”对称。

2.小字本 指宋、元刻本中字体较小的本子,大约每行二十三四字到二十六七字。对“大字本”而言。

5.夹带本 科举时代流行的一种小字小版的本子。因专供士人考场夹带之用,故名。其大小约等于128开的本子。

2.原刻本(原刊本)、初刻本(初刊本) 初次雕印而成的本子。以后凡按原本照样翻刻的书,则称为或“重刻本(重刊本)”。

3.初印本 书版制成后第一次印刷而成的本子。对“后印本”而言。书版经过多次印刷难免磨损,后印本往往有残缺不清之处,故人以初印本为贵。

5.影刻本(影刊本) 依原书摹刻刷印而成的本子。珍贵的古籍,为保存原书的面貌以适应研究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刻的方法加以传布。

6.覆刻本(翻刻本) 以某一刻本为底本,影摹后上版开雕印出的本子。省称“覆本”、“翻本”。用宋版翻刻的,称“覆宋本”;用元版翻刻的,称“覆元本”。用明版翻刻的,称“覆明本”。

1.校定本 经过校勘审定的本子。亦省称“校本”。如将校雠者的名字也写在书本上,则称为“某人校定本”。

3.批本(评本) 由名家评注过的本子叫“批本”,或对此书有些议论,所以又叫“评本”。批注的本子有的在行间,有的在天头,在天头的又称“眉批”或“眉评”。

4.旧本 指年代不详或著书人的时代和刻书的时代相抵触的刊本。多指宋、金、元本。亦称“旧刊本(旧刻本)”。

1.抄本(写本) 抄写而成的书本。唐以前多称“写本”,唐以后多称“抄本”。抄本中书法工整而精致者,称为“精抄本”。

3.影宋抄本 影抄本的一种。宋版书籍为世罕见,藏书家往往选聘著名写手以优质纸墨照式影摹,务使与原本酷似,以供鉴赏研究,流传后世。

4.稿本(手稿本、清稿本) 指写定而尚未付印的书稿。其为著作人亲手书写的稿本称“手稿本”。凡稿本经他人代为缮写后,又经著作人亲手校定的称“清稿本”。

历代版刻书籍,由于刻书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因此刻书的风格(字体、纸张、墨色、刀法、版式、装帧等)也不尽相同。现将宋、金、元、明、清刻书特征分叙于下:

(一)宋本 雕版印刷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宋300多年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代刻本日益为人们所珍视,这与宋本所独具的特点分不开。特点大致如下:

1.字体:以时期论,北宋早期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字瘦劲,秀丽俊俏;字形略长,转折笔划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体字,颜体雄伟朴厚,字形肥胖,间架开阔,有骨有肉。南宋以后,柳(公权)体字日益增多。柳字比颜字略瘦,而笔划挺拔有劲,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竖重。以地区来看,汴梁(今河南开封)和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闽本多柳体,江西刻本欧体、柳体兼而有之。

2.墨色、刀法:用墨质料精良,浓厚似漆,虽著水遇湿而无漂迹。刻工要求严格,刀法精致认真,字画一丝不苟,虽刻在版上,并不失却原书手笔神气。

3.张纸:北宋的汴梁本和南宋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的闽本则主要用黄麻纸,另外还有一种质地厚硬的黄纸,主要用于印刷佛经。

4.版式:早期刻书,多半是四周单栏,后来逐渐演变为左右双栏,上下单栏,而且上下栏线细,左右栏线粗,行宽,字疏,白口,单鱼尾,版心多有刻工姓名和字数,有的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书尾多刻有牌记,间有在左栏外上角刻书耳的。每行字数虽然相同,但从横向来看,字的间隔排列大多不整齐。蜀刻本中的唐人集子都是半页十一行或十行,宋人集子一般都是十行;而史书又大都是九行本,这可能是当时当地的一种风气。

5.装帧:这个时期的书籍主要是蝴蝶装,有少数是旋风装和经折装。北宋早期还有卷轴形式的纸页,到南宋时就出现了包背装。

(二)金本 金在北方与宋并存,刻书事业集中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一带),所刻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

2.纸、墨、刀法、版式:纸、墨、刀法、版式与宋本没有多大区别,多左右双栏,上下单栏,也是上下栏细,左右栏的外线粗,行款较密。

1.字体、墨色、刀法:字体主要是赵(孟頫)体,赵字柔软活泼,圆润俊美,无板滞之感。小说、民间读物往往掺用一些简体字,版心所刻数字、页码多用草书。后期的刻书,书写字画起笔落笔多带回锋。墨色稍浊,刀法也显软弱无力。

3.版式:大多是四周双栏,行窄字密,黑口,花鱼尾,目 录和文内小题上也常有刻鱼尾的。版心上刻字数,下刻页码或刻工姓名。

1.字体: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明初(洪武至正德)都是软体字,还有颜、柳、欧、赵四家余味,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本。明中叶(嘉靖、隆庆时期),极力模仿宋人字体,同时大兴翻刻宋本之风,字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严谨,字形方正,成为真正的方块字,但缺乏流利生动之态。晚明(万历至崇祯)字形变长,笔划横细竖粗,略显笨拙,即所谓长宋体。

2.纸张:主要用棉纸和竹纸。一般说来,官刻本、家刻本多用棉纸,坊刻本多用竹纸。若按时期来分,初期多有棉纸,用竹纸的较少;中期仍以棉纸为多,渐有用竹纸者;晚期则多数用竹纸,少数用棉纸。

3.版式:洪武至弘治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从正德起,又以宋本为模式,黑口变白口,版心上刻字数,下刻刊刻工姓名。万历以后白口为多,黑口较少,单栏双栏兼而有之。

1.字体:清初字体仍是明末风韵,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康熙以后,盛行两种字体,一种是硬体字,也叫仿宋字,在刻本中最为普遍。道光以前,字体秀丽美观,字画横轻竖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粗肥。道光以后宋体结构变得更加呆板,世称匠体。字行特密,使人有一种黑糊糊的感觉。另一种是软体字,也称写体。字体优美,印制亦佳。

2.纸张:用纸品类繁多。最好的是开化纸(南方称桃花纸),既薄而细;其次是开化榜纸及各地土产的棉纸。

3.版式:一般是左右双栏,大部分是白口,字行比较整齐。书前刻封面的较多,一般中间一行是书名,字略大,右行刻编著者,左刻刻家或藏版者;也有在封面页反面雕印刻版地址、牌记和刊版年月的。

1.版框 书版四周的界线叫“版框”,又叫“边栏”。四周界线只有一道粗线的叫“单边”,在粗线之内又附一道细线的叫“双边”;天地两边没有细线,仅在左右两边有细线的,叫“左右双边”;天地左右都有细线的叫“四周双边”,俗称“文武边栏”。

2.版心 书页折叠的地方叫“版心”,又叫“版口”、“书口”。版心中有专为折叠时作标记用的“象鼻”和“鱼尾”,刻在上下两端。版心上下两端的界格叫“象鼻”。象鼻中空的称为“白口”,象鼻中有墨线的称为“黑口”或“细黑口”、“小黑口”;象鼻中有宽黑线或全黑的称为“大黑口”或“宽黑口”、“粗黑口”;象鼻中刻有文字的称为“花口”。版心中的鱼尾形标志叫“鱼尾”。体白者称“白鱼尾”,体黑者称“黑鱼尾”,画细线条者称“线鱼尾”,加圈或小点者称“花鱼尾”;位于版心上端的称“上鱼尾”,中间者称“中鱼尾”,下端者称“下鱼尾”;一页版心中仅有一个者称“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者称“双鱼尾”,有三个者称“三鱼尾”;双鱼尾一正一倒者称“对鱼尾”,两个皆正者称“顺鱼尾”。

4.耳格 版框之外所刻的小长方框。内刻有篇名或小题,以便翻检。位置多在边栏的左上角。因其附于版框旁边,有如人耳,故名。亦称“书耳”、“耳子”,简称“耳”。

5.天头、地脚 书页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称“天头”,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称“地脚”,又称“下脚”。

1.卷轴装 将帛或纸粘连成长幅,以木棒或象牙、玉石等材料做轴,自左至右卷成一束。一般高一尺左右,长度由几尺到二三丈不等,视文字多寡而定。唐以前书籍多用此式。

2.经折装 由卷轴装发展而成。将长幅不以轴卷而反复折叠,成为摺子,首尾粘以厚硬纸页护持。因佛家经典多用此式,故名。省称“折装”。因其类似印度之梵夹,又称“梵夹装”。现在流传的裱本字帖,不少采用这种形式。

3.旋风装 由经折装改进而成。将其和尾页用整幅纸粘连起来,使用时前后连贯,便于迴圈翻阅,如同旋风,故名。

4.蝴蝶装 将书页有字的一面沿中缝向内对折(即字面相对),中缝背面以胶料粘连,以厚纸包裹做书面。翻阅时书页从中缝展开,两边向外,形如蝴蝶双翅,故名。省称“蝶装”。宋、元书籍,除佛经外,一般多为此式。这种形式的最大不足是每翻一页就要遇到两个背面(无字面),使人感到不便;而且版心折缝处容易脱落破损,以至损伤版心的文字,故后又改进为包背装。

5.包背装 将书页沿中缝向外对折,使两半页字面相背,书脊用胶料粘合,或再加纸捻订脑,以一整幅厚纸包背粘连,裹住书脊和全册书的前后两面,故名。亦称“裹背装”。这种形式始于元而盛行于明,清初亦沿用之。包背装书籍在翻阅时,不再遇到无字的纸背,且较蝴蝶装牢固,但经久翻阅,背脊仍易开胶破散,故后为线.线装 由包背装演化发展而成。改整幅封面为散开的前后封面,连结材料也不再用胶料,而是打眼穿线,比包背装更加牢固美观,是明、清以来雕版书籍和抄本的主要装帧形式。依打眼的数量,又可分为四眼装、六眼装、八眼装等。

要想得到一个好的版本,就要熟悉图书的目录。所谓目录,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记录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内容与收藏等情况,以供读者检索之用的工具。目录在古代就是书目。目录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称“录”(刘向《别录》)、称“略”(刘歆《七略》)、称“志”(王俭《七志》)、称“簿”(荀勖《中经新簿》)、称“考”(朱彝尊《经义考》)、称“记”(钱曾《读书敏求记》)、称“书录”(毋煚《古今书录》)、称“书目”(李充《四部书目》)等,也有直称“目”或“目录”的,如欧阳修等的《崇文总目》、刘孝标《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等。名称虽异,性质相同,都是群书系统化的著录,是分类编排的二次文献,是书籍的档案。借助图书目录的检索,就可以按图索骥,寻求到一个好的版本;有了目录学的常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江藩也在《师郑堂集》中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易学而成功且速矣。”清末,张之洞为指导人们读书,特地编写了《书目答问》一书,并强调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之本,事倍功半。”可见古代学者对图书目录的重视以及图书目录对人们读书的指导作用。

我国的图书目录,向来具有综合群书,类居部次的传统,其中解题性的目录,除著录书名、作者、卷数、存佚以外,还有解题、序跋,用来概要阐明内容要旨,作者生平,学术源流,版本优劣,以及考订篇章次第,文字舛讹等,人们检索目录,就可以瞭解到一代学术之概况,著述之宗旨,乃至版本之流传,图籍之存失。这些内容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在考辨古籍上的6种功用:

汉成帝时,朝廷征集图书文献,命刘向等校勘整理,每校一书,由刘向加以编次,写出提要,抄录上报,这就是《别录》。《别录》即纂集群书叙录而成。其内容大致包括书名和篇名,书名的含义,作者的生平,书籍的真伪,校勘的原委,学术的源流,书籍的价值等。这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的书目,也是先秦至西汉时图书的综合记录。现在保存完整的只有《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荀卿子叙录》、《管子叙录》、《列子叙录》、《邓析子叙录》、《说苑叙录》等。

汉哀帝时,刘歆继承其父刘向之业,进一步整理朝廷藏书,编成《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又将“六略”的总序、总目辑为《辑略》。各类之下又分种,共38种,《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术数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种;《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著录图书603家,13219卷。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删其要以备篇籍”,基本保留了《七略》的面貌,这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和《七略》的主要区别是取消了《辑略》一类,把《辑略》的内容分散归附于“六略”及38小类之后。

西晋荀勖在三国魏郑默《中经》(或称《魏中经簿》)的基础上撰《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把《汉书艺文志》的六类改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收录六艺及小学等书,相当于《七略》中的《六艺略》;乙部收录诸子、兵书、术数等书、相当于《七略》中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的一部分;丙部收录史记、旧事、杂事等,是新兴的史书和类书;丁部收录诗赋、图赞、汲塚书,相当于《七略》中的《诗赋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四分法的图书目录。《中经新簿》和《汉书艺文志》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把小学类书归附于“六经”,把依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下的史书独立城为一部。《中经新簿》只有书名、卷数、撰著者,没有叙录。

到了东晋,李充的《四部书目》又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也就是说李充将荀勖四部乙、丙两部的内容互换,乙部记载史学类的著作,仅次于经学,成为第二大部类。

唐贞观年间,魏征等纂修《隋书》,其《经籍志》沿用四部分类法,并正式以经、史、子、集取代了甲、乙、丙、丁命名四部,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隋书经籍志》以四部分类,每部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0类,著录存书3127部,佚书1064部。以后历代沿用这种分类法,只是每部下的分类情况各有不同。

开元年间,朝廷广泛收集图书,分藏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所以又把“四部”称为“四库”。后代一些大型丛书就常以“四部”或“四库”为名。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

四部分类法在图书目录分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分类法。如南朝宋王俭编《七志》,变革《七略》,补《图谱志》,增加道经、佛经为附志。名为《七志》,实则九志,即将图书分为九大类:(1)经典志,(2)诸子志,(3)文翰志,(4)军书志,(5)阴阳志,(6)艺术志,(7)图谱志,(8)道经,(9)佛经。其后,梁朝阮孝绪编有《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外篇二录,一曰《佛法录》,二曰《仙道录》。南宋初年,郑樵编写的《通志艺文略》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等12大类,下分82小类,著录图书442种。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历代学者在整理文献的同时,编辑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图书目 录,就其编纂体例和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作如下分类:

这类目录书,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俱全,一书之中著录百科书目。著名的如《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

专门辑录某一学科的书目。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专门辑录钟鼎铭文及石刻碑记;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专门汇集、考订儒家经书的存佚。

其性质特殊,所包括的内容不限于一科,而又具独特的统系。如陈乃乾编的检寻清代用的《总目》;丁丙编的供鉴定版本用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部类前后有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称“叙录”或“提要”,其内容用以记敍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评是非得失,考辨传授源流,考订文字讹误等。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此类目录介于上两种目录之间,其部类前后有序,书名下无解题。其序文能辨明学术流派,反映一代学术概貌。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即封建王朝宫廷藏书目录。此类书目多由帝王诏命大臣或有名学者专职修撰。如汉哀帝命刘歆整理藏书所编的《七略》,晋武帝命荀勖编的《中经新簿》,唐玄宗时元行冲编的《群书四录》、宋仁宗命王尧臣编的《崇文总目》、明神宗时张萱等编的《内阁藏书目录》、清代乾隆年间编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即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称《经籍志》)。东汉班固编著《汉书》,改编《七略》为《艺文志》,分类记录西汉一代藏书,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也奠定了基本格式。在二十四史中,《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都有《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没有《艺文志》的史书,后来的学者也纷纷补写,形成一系列的史志目录。另外,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属于这一类。

即根据私人的藏书或兼访他人藏书编的图书目录。南朝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开其先,后代著名的有: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明高儒的《百川书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

我国许多古书流传年代久远,屡经传写、刊刻,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篇简错乱,语句脱落,文字讹夺,衍文增句等等,这样就会改变古籍字句文义的本来面貌,导致古籍严重失真。如汉代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淮南子》,经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校勘,校订出文字上的错误(包括衍、脱、倒、讹、失韵等)共64类900余条。难怪王氏慨叹道:“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无,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又如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有人把它和宋本对照校订,发现其中正文脱、衍、讹、倒的总共在万字以上,仅脱字一项就有5200余字(章鈺《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的需要,往往在编刻古书时也肆意篡改原文。鲁迅曾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之余》)因此,注译古文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本子做底本,认真校勘,否则就难免出现读不懂或不能正确理解其内容的情况,如果发表出去,还会以讹传讹,贻误后学。

校勘,又称“校雠”。校是校对,勘是订正错误。所谓校勘,是指用某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或用与该书有关的资料互相比较核对,考订文字异同,审定其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文的本来面目。我国古书校勘工作起源很早,到了汉代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工作,西汉末年的刘向就曾校阅群书,撰成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历来治学严谨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古书的校勘,清代的乾、嘉之际尤为盛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成就最大,考校最精,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一书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成就。在王念孙以后,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在这方面都续有发明。现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非常重视古书的校勘工作。

校勘作为一种传统的治学内容,前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一些校勘古籍的基本方法。一般是先广泛搜集各种本子的相关资料,辨析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其次是对校各本,列出异文,发现疑误;其三,分别疑误的类型,进行分析,列出根据说明理由,校改谬误;其四,撰写叙例,写出校记,清楚准确地表达校勘成果。总之,一般校勘方法就是搜集、比较、分析资料并进行推理考证,作出结论的方法。现参考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所讲的校勘四法,结合具体事例介绍如下:

(一)对校法 所谓对校,就是用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对校异同,这是校勘古书的第一步。其具体做法是选定某一较好的本子做底本,然后用不同的版本逐字逐句地互校,就是刘向《别录》所说的“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若怨家相对为雠。”这种校法由两个人或几个人同时进行比较方便,若由一个人来做则要慢得多。用对校法可以校出各本之不同,但要判定是非,决定取舍,则还要经过认真的分析,若能从其他方面找到证据就更好。例如:

(1)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呜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

诸本“次”下皆有“近”字,唯单《索隐》本无“近”字。分析上下文文意,“次近所”,不成辞,由此可以判定“近”字大约是衍文,查《汉书陈胜项籍传》,此处亦无“近”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据单《索隐》本和《汉书》把这个“近”字删掉。

(2)齐景公之晋,从平公饮,师旷侍坐,始坐,景公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将奚以教寡人?”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将出,又复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师旷送之,又问政于师旷,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宋乾道黄三八郎刊本(简称乾道本)无“始坐”二字,而明正统道藏本(简称道藏本)及张鼎文本、迂评本皆有此二字,据此可知乾道本大约是脱“始坐”二字,再结合下文所说“中坐”、“景公出之舍”的情况来看,这里以有此二字为好,应该补上。

(二)本校法 所谓本校,就是以本书校本书,根据本书的体例、用词的情况、各篇章中相同或相近的语句等前后比照,考其异同,校正谬误。使用这种方法必须熟读全书,反复寻按。例如:

(1)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管子八观》)

“天下之所生”的“下”字当是“财”字之误,本书《立政》中有“天财之所出”,《国蓄》中有“天财之所殖”的话,意思与此相近,且依上下文义,此处“下”字也以作“财”为好。

(2)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沈沈,孰知其藏?(《淮南子兵略训》)

这里的“沈”字,王念孙校正为“沆”字,其根据是这几句是韵语,只有“沈”字不押韵,改为“沆”字以后,则与“象”、“量”、“藏”三字相叶了。这种于应押韵处用了不押韵的字的现象叫做“失韵”,对待失韵的现象应当以古时的韵部为据。

唐尹知章在“春秋冬夏之胜也”一句下注云:“若无春秋冬夏之变,则不能相胜而成岁。有道之伐无道,亦犹是也。”注文“胜”字前面有“相”字,对照原文,“胜”前若无“相”字,则此句文意不通,可见尹知章作注时所据之本当是有“相”字的。这是据本书的注文参校正文的例子。

(三)他校法 所谓他校,就是以他书校本书。古代的书籍中,有的内容是采自前人著作,有的文句引自他书,许多古书的注解也都引用了前人著作中的文句或史实,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校勘的资料。此外,还有汇抄、类书、总汇一类的书籍以至出土的文物,也都为历来的校勘者所重视和使用。这种方法较之对校法用力要多,但其所得往往比对校法可靠性更大。例如:

王念孙认为此下脱“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二句,其根据是《尚书洪范》唐孔颖达《正义》引此下有此二句,《史记三王世家》褚少孙补有“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一段话,唐司马贞《索隐》于“不扶自直”下云:“以下并见《荀卿子》。”可见唐人所见《荀子》皆有此二句。另外,“直”与“黑”为韵,若无此二句,则既失其义,又失其韵,故当补。

(2)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战国策东周》)

(四)理校法 所谓理校,就是据事理或文理去发现和订正古书上词语的错误,往往在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用之。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要求要有多方面的知识,要十分细心地读书。例如:

元胡三省校注云:“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意谓传写《通鉴》者逸之。”这是根据史实来订正本书。而据章鈺校注,宋百衲十二行本、涵芬楼影印宋十一行本、明孔天胤本等正皆有“卫鞅”二字。

(2)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淮南子人间训》)

王引之认为“不若然而然”当作“若不然而然”,其根据有二:一是下文有对“或类之而非”等四种情况的解释,在解释“不若然而然”时,是以越王勾践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若不叛吴,而实欲灭吴之事为例;二是“若然而不然”应与“若不然而然”相对为文。从这两点,他判定“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则义不可通矣”。王引之的考订是完全站得住的。

(3)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贪;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何故也?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即不成迷也。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众人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则怨。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动而与天下之为雠,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韩非子解老》)

这段文章中的“诽谤穷堕”,孙楷第疑当作“诽穷谤堕”,与下“侮罢羞贪”、“去邪罪私”、“夸贱欺贫”文同一例。杨树达说:按“夸贱欺贫”之下当接下文“故曰方而不割”云云,“其何故也”以下至“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凡百六字乃上节论“人之迷也”一节之文错简在此。

校勘古书作为一门学问,随著历史的进步,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来,由于较好地继承发扬了前人的校勘成果,并逐步总结了点校《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整理其他古籍的校勘经验和教训,已经形成了校勘者基本公认的比较系统具体的校勘原则。即:

1、底本文字没有谬误,他本文字有谬误;本书文字没有谬误,他书文字有谬误,均不必改动文字,也不必出校记。

2、底本文义可通,他本文义不见长者,或者文义没有特殊差异,只是个别虚字有异,不出校记;若他本文义见长,可出异文校记;底本与他本文义互异,可出异文校记。

4、底本文义不通,但有他本、他书等作为校勘根据,可以据证改之,并应出校记。底本文义疑误,但没有校改的根据,不能改动原文,可以出校记说明并存疑。

5、底本中的衍、脱、讹、倒,有确实的根据,应据证删、补、改、勾正,并出校记,必要时可以说明校改的理由。至于底本中有衍、脱、讹、倒等谬误,但无确证说明其谬,不能臆断改动,可以出校记说明并存疑。

6、底本中有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不作改动,缺笔字可以补足笔划。有影响理解文义的避讳字,出校说明。至于后人传刻古书为避当朝讳者或家讳者,可以凭可靠根据回改,并出校说明。

8、校勘只限于底本文字的衍、脱、讹、倒等谬误,对作者见解上的错误,不在校勘范围内,不必出校纠驳。

所谓句读,唐天台沙门湛然《法华文句记》解释说:“凡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从这段话来看,句指的是意思完整的一个语段,读指的是语气可以停顿的更小语段。古人读书,非常重视句读,《礼记学记》记载说:“一年视离经辨志。”据郑玄注和孔颖达疏解释,“离经”即句读。东汉高诱在《淮南子叙》中说:“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可见古人读书都是从小就学习句读。古人从事句读,也有一些符号,《说文解字》上有“丶”(zhǔ)、“╰”(ju)两个字,许慎解释说:“丶,有所绝止,丶而识之也。”“╰,钩识也。”这“丶”和“╰”大约就是句读的符号。宋毛晃《增韵》说:“今秘书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这些句读符号的作用和我们今天使用标点符号差不多,只是还很不完善。

我国古代的书籍一般是没有断句的,刻书有句读开始于宋代。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瞭然,于学者为便。”1954年中华书局用世界书局原版重印的《诸子集成》仍是用的在正文字旁右下角加“。”号,在注文字下加“。”号或不断句的方式。我们今天标点古文,当然不能再采用这种旧的标点方式,而应该根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所规定的十四种符号来给古文标点,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使读者明确句读,还可以帮助读者瞭解句子的语气、词语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句子之间的关系等。使用标点符号给古文标点,能使读者更准确、更迅速地阅读和理解古文。

标点古文,其基本要求不外两点,即断句无误和标点符号使用正确。但要做到这两点往往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结合一些错误的例子介绍一下断句和标点应该注意的事项。

(1)北宫子谓西门子曰:“子自以德过朕邪?”西门子曰:“予无以知其实。汝造事而穷,予造事而达,此厚薄之验欤?而皆谓与予并,汝之颜厚矣。”北宫子无以应,自失而归。中涂遇东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宫子言其状。东郭先生曰:“吾将舍汝之愧,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曰:“汝奚辱北宫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门子曰(《列子力命》)

《误例》东郭先生曰。吾将舍汝之愧。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曰。

东郭先生的话意思是:我将解脱你的羞愧,跟你一起再到西门氏那里去责问他。 下面的“曰”,是二人到西门氏那里以后东郭先生曰。误例的断句者没有弄清东郭先生是要通过“与汝更之西门氏而问之”来“舍汝之愧”,造成了在“更之”后不当断而断、在“问之”后当断而不断的错误,致使“与汝更之”不知所云,又把下面东郭先生说的话安到西门子头上,上下文义无法贯通。

(2)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资治通鉴梁纪二》)

这段线年梁与北魏战于邵阳洲,北魏军大败时的情景。“弃其器甲争投水”是为了逃命。误例标点者没有仔细体会到这个意思,而在“甲”后用逗号,将“争投水”和“死”连读,使人很容易理解为“争著投水而死”,不合情理。

(3)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资治通鉴汉纪六》)

这段话是说周勃怕被杀害,会见地方官时自己被甲,叫家人拿著兵器。“见之”是周勃见,不是家人见。误例断句者没有仔细体会其间这种关系,而在“甲”后用逗号,使人很容易理解为“家人见之”。

(4)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史记项羽本纪》)

“行略定秦地”,是行将略定秦地,是尚未实现的事。误例的标点者没有联系上下文文意考虑“行”字的意义,而在“行”后加了逗号,这样,“略定秦地”就成了已实现的事,与下面两句前后矛盾。

(5)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胡三省注》凤,嗣父爵阳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日封,谓之五侯。八人之中,独曼不侯。(《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

“太后”,指汉成帝之母王太后。从“八人之中,独曼不侯”造句话来看,则太后之兄弟除王曼之外还应有七人。但依误例的标点法来看,则还有六人,显然不对。可见标点者在此未认真计算人数。其实该书于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有“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的记载。据此,再加上嗣父爵的阳平侯王凤和早死的王曼,正好是兄弟八人。

(6)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彊与他方人婚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后”,指魏文帝之后郭氏。“不得因势彊与他方人婚也”,联系上文,应是不能因为势力彊就违反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为婚的规矩,而与他方人为婚的意思。若依误例,则是不能凭著权势,强行与他方人为婚。但从上下文义来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势”后不应该有逗号。

任何人说话、写文章都不能不受语法的制约,古人也是一样。因此,在阅读古书时,做必要的语法分析,弄清具体上下文中词与词、语与语、句与句之间的语法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义,准确地进行标点。例如:

(1)五月,戊午,毅与循战于桑落洲,毅兵大败,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循所虏,所弃辎重山积。(《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

“弃船”和“以数百人步走”的主语都是刘毅,承上省略了,下文的“余众”是指“数百人”以外之众。误例标点者大约是未弄清“以”是率领的意思,结果将“弃船以数百”断为一句,致使前后文义不相连属。对于这样的断句法,若能从语法上加以分析,是可以发现其误的,因为古代汉语里可以有“弃船以百数(shǔ)”的说法,却没有“弃船以数百”的说法。

(2)仲之还顾,言不已 ,绍之命檛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 死当讼汝于天!(《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

这段话是写张仲之因触犯了武三思,三思使御史姚绍之审讯他时的情形。“负汝”是输给你的意思。“死当讼汝于天”是个紧缩句,意思是我死了也将向天曹去告你。误例标点者没有弄清这句话的句法,在“死”后加逗号,致使该句意思不明。

“以为”是古代汉语里极为常见的固定格式,这里是“认为”的意思。误例标点者忽略了“以”和“为”是前后照映着用的,而用引号把它们隔开了。

(4)《郝昭》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塚,取其墓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生有处所”和“死复何在”,从结构上说是并列关系,从意思上说是对比关系,都是陈述“人”的。为了使上述的关系明确,在“人”后加一逗号为好,否则容易以“人生”连读,意思就不对了。

(5)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其邻人遽而伐之。邻人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乃不悦,曰:“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与我邻,若此其险,岂可哉?”(《列子说符》)

《误例》其人乃不悦曰。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与我邻若此。其险岂可哉。

“其邻人”的“邻”,俞樾说是衍文;“邻人父”的“人”,王叔岷说是衍文。“其人乃不悦”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悦”不是修饰“曰”的,因此“悦”后应该用逗号逗断。“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也”是一个连动式套兼语式的句子,“而”前不应断句。古文中做为连词的“而”“以”之前加逗号与否常须仔细斟酌。“若此其险”的“其”,在这里是用在状语“若此”和中心词“险”之间,有人认为是助词。误例断句者大约是由于不瞭解“其”字的这种用法而在“此”后断句,致使“其险岂可哉”不可理解。

古文的各种文体往往各有一定的格式、遣词造句的规矩或押韵的规律,掌握各种文体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语句的起止,理解句义文义。例如:

(1)版文曰:“使持节大将军督幽、青、并领冀州牧阮乡侯绍,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维乃祖慕义迁善,款塞内附,北捍玁狁,东拒濊貊,世守北陲,为百姓保障”(《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英雄记》)

注引《英雄记》这段文字是注释正文“《袁》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的。这段文字是属于皇帝下达的文书“制诏”文体。这种文体的开头常常用一个“维”字,“维乃祖慕义迁善”的“维”正是这种用法,应该属下读,而不应与“汗卢”连在一起,这从正文的“汗鲁王”也可以看出,“汗鲁”就是“汗卢”,都是译音。

(2)若夫西京云阳、汾阴之大祭,千又五百之群,祀通天之台,入阿房之宫,斋必百日,养牺五载,牛则三千其重,玉则七千其器;文绮以饰重席,童女以蹈舞缀;酿酎必贯三时而后成,乐人必三千四百而后备(《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这段引文自“祀通天之台”以下都是骈句。骈体文的句法讲究“四六”(即四字句、六字句)和骈偶(即对仗),从“斋必百日”至“童女以蹈舞缀”正是两个四字句、四个六字句,而且两两相对。误例的标点者没有掌握住骈体文的句法特点,把“牛则三千其重,玉则七千其器”两句给拆开了,结果断得这两句不知所云,“其器”单独逗开,与下面两句文义无法联系起来。

(3)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资治通鉴宋纪二》)

《误例》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这是六个四字句,按骈体文例,应该是两句一段,即此六句应为四四、四四、四四。误例标点者未掌握这一特点,断成了四四四、四四四,使“宣传教命”事与典签无关了,又使专恣弄权的只是典签,而与长史无关了,显然不是原文的意思。

(4)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资治通鉴汉纪二》)

古人行文,常用韵语。这里的“时乎时,不再来”,“时”与“来”押韵,古均为“之”部字。分析韵语,应注意要以写作时代的语音情况为准,《通鉴》上这段话是采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所以应以古韵部为准。

(5)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通旁达,施及无垠。于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

这是一段颂赞体的文章,每句四字(“四海所以不理”六字),两句一换韵,中间插入一个“于虖”(呜呼),算是外加的。误例的断句者没有弄清这种特点,结果断得原文失韵,与文体不合,于文义也不顺。

此外,像诗、词等韵文,如果我们掌握了各种诗体和词牌的格律,就能帮助我们准确地断句和标点。这里不再举例。

阅读古书,经常会遇到有关天文、地理、历史以及典章制度等许多方面的古代文化知识,不瞭解这些,就难免产生断句和标点的错误。例如:

(1)《史记天官书》云:“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七)

《史记天官书》是讲星宿和天象的。古人迷信,把天上的某些星和人间的某些官职联系起来,所以叫做“天官”。这段话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河鼓三星的。张守节《正义》说:“河鼓三星,在牵牛北,主军鼓。盖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大将军;其南左星,左将军;其北右星,右将军。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误例断句者不瞭解这种天文知识,又没有认真查看旧注,把句子断得完全不可理解。

(2)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父靖,为蜀郡都尉。柔留乡里,会靖卒于西州,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

“西州”,当指蜀郡,但并非地名,不应加专名号。陈留圉县在今河南开封东南,蜀郡在今四川,所以称作“西州”。这一点从“诣蜀迎丧”的话也可看出。遇到不能确定是否为地名的问题时,要查阅有关史书的地理志或历史地理方面的工具书,切不可想当然地处理。

(3)于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曰:(《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书》)

“令”,指中书令,与中书监同为中书省长官而位次稍低。中书省有监、令二长官就是从刘放、孙资开始的。曹丕称帝后,改秘书为中书,因刘、孙二人都是久掌机要,资历不相上下,所以分设两官以授之。《刘放传》说:“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监”、“令”既为中书省之二长官,“刘放”后就应加顿号,否则很容易把“令”误解为动词。遇到这种姓名与官职及封爵等关系分别不清的问题时,要查阅人物的本传及有关人名、职官方面的工具书。

(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叔之言也。(《资治通鉴汉纪九》)

误例标点者将“孝”“廉”二字用顿号隔开,可能是由于误解颜师古注所致。胡注引师古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廉有廉隅者也。”(“清廉”的“廉”,《汉书武帝纪》颜注作“洁”。)其实“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不能再分为“孝”和“廉”两科。“各一人”是说每郡每国各举一人,不是说“孝”科一人,“廉”科一人。

(5)平恩戴侯,许广汉;后父嘉绍其封,于后为祖。乐成敬侯,许延寿,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继大宗,延寿于后为叔祖。《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胡注)

“后”,许后,汉成帝之后。胡注这段文字是说明许后与许广汉、许延寿、许嘉之间的宗法关系:许后的父亲是许嘉,许嘉的生父是许延寿,但由于嘉过继给其伯父广汉为子,继承了广汉的封号,所以广汉对许后来说便是祖父,而延寿对许后来说就成了叔祖父。“大宗”,是古代宗法上指嫡长子孙这一系。误例标点者没有弄清许后等四人的宗法关系,以“嘉继大宗延寿”为句,把这段注文弄得无法理解。

句读和标点,还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解,因为它实际上是古代汉语乃至古代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的综合运用。句读和标点又与校勘工作密切相联,所以常常“点校”并提。要想做到能够顺利地断句标点,不出错误或少出错误,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汉书班昭传》说:“《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见句读之难。句读和标点,又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来不得半点取巧图便。不负责任的古文译注者,在校勘或注释上可以绕开或回避困难,在翻译上也可以含糊躲闪,但在断句和标点上则不管正确与否,想不表态是难以办到的。当然,断句标点正确,不见得就是对文义完全瞭解了;但断句标点有误,就一定是对原文的某些词句没有读懂。为了顺利地阅读古书,准确地译注古文,必须加强练习,培养句读标点的能力。